映象新闻

这种破坏性后果只能通过（社会系统）的自身反思和自我限制的决策才能克服。

另一方面，政治必须以宪法性自我限制回应福利国家声名狼藉的加速增长律（growth-acceleration-laws）。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设立了指引社会实体运行的赋权性和限权性规则（the enabling and the limitative rules）。

如果无视这一点，那么社会和政治对宪法的刺激就会消退。全球金融交易中的过度增长动力似乎令银行部门暴露出不能支付的可能性。理性机构如此非理性，无视自己的利益—这把格林斯潘带入了痛苦的现实：他奠基于理性选择的整个知识大厦崩塌了。在现代诸神的概念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同样认识到其他诸社会理性化领域中的毁灭性力量，并分析了随之而来的具有威胁性的理性冲突。1945年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在从政治极权主义中苏醒过来后，迎来了世界范围倡导人权的宪法时刻。

宪法性操作—一方面是中央银行的决策和论证，另一方面是宪法法院的决策和论证—并不会把两个系统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宪法，而是仍然与各自的操作脉络联系在一起。功能分化社会似乎错过了进行早期自我矫正的机会。一些官员忙得像救火队员，每天接访截访，为稳维稳。

为了防止官员利用公权力谋取不当利益，防止官员滥用公权力侵犯百姓利益，人民就有必要通过反映自己意志的法律来约束这些官员。经济手段更多地被运用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在这样的案件中，考虑政治效果几乎是多余的，无论判决两人是否离婚，均不会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3]韩大元：《三个至上的宪法学基础》,http://www. chinacourt. org/index. shtml[4]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我们治国理政涉及众人之事，更应时时处处以法律作为行动的指南，不能随心所欲。[12]二是给执法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行为作出法律效果评价的同时，再作政治效果的评价和社会效果的评价也是没有必要的。

为了解决普通百姓买不起房的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曾经推出的调控措施是，命令房地产开发商必须安排不少于70％的90平米以下的造房计划。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概括全面、而实质上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非常流行，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本该清楚的变得模糊不清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本该理智的变得含糊其辞了。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

因为我们所说的宪法法律至上是指治国理政的行为准则和纠纷裁判的依据和标准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就有可能像脱了缰的野马，肆意侵犯百姓的权益，掠夺百姓的财富。[2]李林：《三个至上的法理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期。提出政党依法执政非常明智。

这个法律效果，自然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不少办案法官不管长远和全局，他只管案结事了。

使党员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严格约束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上。党的领导是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领导。

党的主张或政策在进入立法程序后，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经国家权力机关顺利通过或经讨论修改再通过，一种结果是被国家权力机关否定。最近几年，实践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还应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三个统一（简称三个效果）。一项具体的执法行为，一项具体的司法裁判，其呈现的效果并不当然的都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关。习近平同志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其实，大多数行政和司法要处理的问题只要依法就行了，并不会影响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这样的大局。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讲三个效果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它不认可法律以及法律效果本身具有实实在在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内涵，不认可社会主义的法律本身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性质。

难道司法不独立就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啦？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所适用的法律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司法机关追求独立是宪法法律至上必然提出的要求。讲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多了，讲依法办事少了。

[4]我们说，宪法法律有缺陷，是因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同时，客观事物本身在发展和变化，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已有的规范往往存在不适应的地方。法律手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在我看来，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唯有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三个效果之间有时会有矛盾，即使同一效果，其远期效果与近期效果之间也会有矛盾。

经济手段在实践中容易被理解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因而将政府的行政手段当成经济手段使用。为了实现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协调，国家可以调整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宪法应当有权威、有尊严，她是至高无上的。但现代社会，法律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规则，它所调整的范围已经覆盖几乎所有领域，法律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这些年讲三个效果，并没有给社会管理带来多少实际的益处。所谓的经济手段，一般理解为人们在利用经济规律过程中采用的与物质利益直接相联的各种手段，例如价格、税收、利润、信贷、专利、资金和经济制裁等等。

即使是上级向下级发出口头的指令也不能超越他的法定权力范围，否则下级就没有服从的义务，更何况一种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的使用会涉及更多人的实际利益。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我国的宪法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她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假如我们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运用这些手段的空间，严格设定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和程序，这就等于给野马不仅系上了缰绳，而且套上了龙头。

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法律手段是辅助手段，也许是受这种概念的影响。行政手段的优势在于效率极高，也便于统一指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法官不能靠请示党委、请示上级来保证办案质量。

注释:[1]朱立恒：《一个至上与三个至上辩思》，《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法官对法律效果的追求，是其职责所在。

这种协调当然的也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要求。因此，法律实施所追求的直接效果就是法律效果，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已经包含在其中。

当需要判决一个不守合同、严重违约的企业付出违约代价时，违约企业的职工闹事、静坐示威伴随着某些大人物的批示就出来了，其结果是讲政治轻判，或者是不判，守约方自认倒霉。但是，由于法律实施产生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我们前面分析的法律效果同出一源，其内涵并没有什么两样。